中华彩灯史

宋代元宵灯节的另一个特点是灯品材质更趋多样，制作更趋精巧。“自非贫人，家家设灯，有极精丽者”。心灵手巧的制灯人，往往将兽角、翎毛、琉璃、皮革、丝绸巧妙运用，将灯造成牡丹、莲荷、曼陀罗等花卉的形状，更有车舆灯、屏风灯、佛塔灯、鬼子母灯等，还有鲩灯、玉灯、石灯、琉璃灯、缀珠灯、羊皮灯、罗帛灯等等。灯用犀珀或玳瑁装饰灯圈、灯座。玉灯则多用白玉组成，“晃耀夺目，如清冰玉壶”。石灯为高丽进贡，“窍石烛幽，若慧镜扬彩”。琉璃灯用五色琉璃制作，其上品为“无骨灯”。“无骨灯者，其法用绢囊贮粟为胎。因之烧缀，及成去粟，则混然玻璃球也。”这种灯没有圈骨，其圈片浑然一体，上面可绘饰龙综、鱼纹等图案，分光叠翠，效果良好。缀珠灯以五色珠为网，下垂流苏，飘逸亮丽。羊皮灯即在羊皮精镂细刻，“妆染如影戏之法”，是一种皮影灯。罗帛灯之类尤多，或为百花之形，或成网眼之状，间以红白二色，名为“万眼罗”的最为珍奇。
　　此外，宋代灯节上，机械传动的大型灯组逐渐增加，在开封，有人更用辘轳把水引到灯山最高处，用大木柜贮放，“逐时放下，如瀑布状”，又用草把扎缚成巨龙，“草上密置灯烛数万盏，望之蜿蜓，如双龙飞走”。在《东京梦华录》中，记载有“采山左右，以采结文殊、普贤，跨狮子、白象，各手指出水五道，其手摇动。”在宫廷“禁中尝令作琉璃灯山，其高五丈，人物皆用机关活动，结大彩楼贮之。”据《乾淳岁时记》所述，宋代灯会上，更将模型景观的制作工艺，推向一个新的高峰。赵忠惠守吴，曾组织制作出“春雨堂”五大间的灯组，“左为汴京御楼，右为武林灯市，歌舞杂艺纤悉曲尽”。灯楼上汇聚了北宋、南宋两京具有代表性的景物，宛若由灯辉烛光绘成《两京赋》，气势磅礴，瑰丽多姿。宋代灯节中，还出现了不少后世皆效法承袭的灯品灯组，强置灯放护城河上组成的“灯桥”，在闹市区街上空悬挂彩索，悬灯于上的“过街灯”，市数十丈的“灯竿”，“以缯彩结束，纸糊百戏人物，悬于竿上，风动宛若飞仙”（见《东京梦华录》）。
　　这里还需提及的是，自宋代始，远宵灯会上的艺术活动大大增加，形成了万众参与的大文化活动。“百艺群工，竞呈奇技”，“百戏艺人各献奇技异能”。“每夕楼灯初上”，就有市民社团及艺人上街化妆游行，表演各种舞蹈、杵歌、傀儡、竹马等节目，“其多至数千百队”、“连亘十数里”。一些人家还“闲设雅戏烟火，花边水际，灯烛灿烂，游人士女纵观，则迎门酌酒而去”（见《武林旧林》）。在这“山灯凡数千百种，极具新巧，怪怪奇奇，无所不有”的灯的大世界中，“灯市”应运而生，灯谜呼之而出。“都城自旧岁孟冬驾回......天街茶肆，渐已罗列灯球等求售，谓之‘灯市＇。”又有以绢灯剪写灯词，时寓讥笑，及画人物，藏头隐语，及旧京诨语，戏弄行人“（见《武林旧事》）。这就是前代的辞、隐语即谜语被引用入灯节、灯会而演化出来的中国灯文化又一颗明珠--灯谜。

　　元宵灯节，既有自上而下的组织，又有自下而上的参与，既有朝野同乐，举国同欢的一面，又有兴师动众，民力不堪负载的一面。北宋时，蔡襄守湖州，为了在元宵节拚凑太平盛世的场面，竞命令不管家贫家富，民间每家人上元夜必须点灯七盏。有陈烈者，作大灯长丈余，大书一诗于上，其诗曰：“富家一盏灯，太仓一粒粟；贫家一盏灯，父子相聚哭。风流太守知不知，尤恨笙歌无妙曲！”揭示了封建时期官府为办灯会劳命伤财的行径。据陆游《老学庵笔记》卷五记述：“田登作郡，自讳其名，触者必怒，吏卒多被榜笞，于是举州皆谓灯为火。上元放灯，吏人书榜揭于市曰：本州依例放火三日。”这就是后来流传的一句成语“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”的源起。